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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2)（第2页）

　　疑心是应该有的。早在这年的十月，康熙皇帝派席柱去西藏押解仓央嘉措入京时，朝廷上就有反对意见，皇太子和很多大臣问，把一个假弄来干什么？康熙解释，这是因为仓央嘉措虽然是“假”，但是毕竟有这个名号，“众蒙古皆服之”，因此，他怕准噶尔部将他弄去，那样一来，准噶尔部就可以号令整个西部，“如归策旺阿拉布坦，则事有难焉者矣”。这个策旺阿拉布坦就是噶尔丹的侄子、此时准噶尔势力的首领（台吉）。事实证明，康熙皇帝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后来准噶尔方面果真要迎请仓央嘉措前去。

　　如此看来，康熙皇帝对仓央嘉措的处理是非常周密、并且还比较有前瞻性预见的。而如果他“病故”，既没见到尸首骨灰，也没见到钦差的奏报，事后更没有追查，难道他真就相信仓央嘉措死后抛尸了？

　　这岂不令人疑心？

　　以上关于“死亡说”的证据，还有一项正史史料从未涉及，那就是《清史稿》。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在《清史稿·列传·藩部(八）西藏》一节中只说，“因奏废桑杰所立，诏送京师。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乱者抛弃尸骸。卒年二十五。时康熙四十六年”。

　　这就是说，《清史稿》只说其“死”，死因却不明说。为什么不沿革《圣祖实录》的记载明确地说“病逝”呢？《清史稿》编纂的时候，世上已经流传着仓央嘉措死亡时间及死因的种种说法，会不会是编纂者受到了什么民间影响呢？

　　这一民间影响，很有可能就是“遁去说”。这一说法虽不见于正史，但野史、传闻比较丰富，甚至有人见过实物证据，由此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

　　如果我们的考证之旅再周密、谨慎一些，还会发现更为复杂的情况。在前面我们分析“病逝说”和“谋害说”的关系时提出，有可能发生谋害在前、伪说病逝在后的情况，而实际上，也完全可以遁去在前、同样以病逝为由交差了事。

　　也就是说，在青海湖畔，无论是仓央嘉措自己逃跑的“失踪说”、蒙古人恳请他逃跑的“放行说”，还是其他政治势力将他接走的“营救说”，其结果都是以仓央嘉措病逝、抛尸为结论上奏朝廷，匆匆结案。所以正史记载他“病逝”了，而真相很可能是“遁去”了，两种说法是完全可以并列出现的，并不意味着否定正史记载。

　　那么，以上三种“遁去”的方法，哪一种更有可能呢？

　　“失踪说”明显有神话色彩和附会痕迹。此种说法认为，仓央嘉措是用“力”从刑具中脱身，之后飘然而去。后来他又使用过好多次“力”。比如给人救命、降伏魔障等。民间流传比较广的是“拘狼”的故事，话说他云游到阿拉善，以为人放羊为生。有一天，他放的羊被狼吃了，主人大怒，要惩罚他。仓央嘉措不认罚，于是一声口哨将狼招来，对主人说：“你的羊是它吃的，你和它理论理论吧。”见到此等“力”，蒙古人才知道这就是活佛。

　　很明显，这太过神奇了，是一种对有传奇色彩的人做传记时常用的笔法。不过，“失踪说”本身倒也未必没有可能，但是，别相信他施展了什么“力”，要是真有神通他也不会被捉住了。如果此说成立，他只不过是趁人不备逃走的。

　　逃走，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但很难。

　　第一，他是被押赴京师的，看管一定极为严密，更有史料说格鲁派僧兵曾三次营救但都告失败，蒙古大军必定层层设防，一个二十多岁又没练过武功的人跑得出来吗？第二，往哪儿跑？回拉萨只不过面临第二次被捉，而且肯定又要刀兵相见，而跑到别的地方就那么安全吗？正如不存在自杀的理由一样，他同样没有逃跑的必要。

　　反对“遁去说”的学者提出意见：以当时的严冬天气，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上，在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荒滩野岭中，逃出去岂不是找死？如果要逃，最好的地点应该在甘肃或者蒙古地区。

　　这是基于常识上的推理，但是，却忽视了另两种可能——“放行”和“营救”。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跑出去也是死”“没到跑的时机”而根本否定“遁去说”，如果真的“放行”，那么，也就存在蒙古人送给他足够的衣食的可能性，至少，被“放行”的仓央嘉措是可以讲一讲条件的：既然“放行”，必然是拉藏汗方面遇到了不得不放的难题，此时的仓央嘉措应该清楚，走是可以的，但怎么走、怎么保证自己走得安全，他是有说话的主动权的。另外，如果真的有其他政治势力“营救”，他也不至于冻饿而死。

　　如果“放行说”成立，那么，拉藏汗为什么要放、而且必须放呢？放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如果“营救说”成立，那么，是谁将仓央嘉措接走，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走的呢？

　　于是，关于仓央嘉措身后行踪的最大谜案，渐渐浮出水面。

　　“营救说”，记载在蒙文的《哲卜尊丹巴传》中，但要说明的是，这种“营救”并不是格鲁派僧兵三次武力救援那种军事行动，而是在几方政治势力达成政治交易后，将仓央嘉措“接走”了。不过，这种说法仅见于蒙文材料中，没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它本身也不太可能。

　　因为“营救说”的最终落脚点还是“阿拉善”，而它的产生背景、发生条件、事后情节等都与“放行说”差不多，所以，了解了“放行说”，“营救说”也就基本上真相大白了。

　　持“放行说”的正史主要是法尊大师的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其中说，1706年桑杰嘉措遇害身死以后，“康熙命钦使到藏调查办理，拉藏(汗）复以种种杂言毁谤，钦使无可奈何，乃迎大师晋京请旨，行至青海地界时，皇上降旨责钦使办理不善，钦使进退维难之时，大师乃弃舍名位，决然遁去……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告结束”。

　　法尊（1902～1980年），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是现代著名佛学家、卓越的翻译家，也是少见的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汉族僧人，正是他第一个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汉地的。他的《西藏民族政教史》著于民国时期，是为汉族佛教徒撰写的第一部介绍藏传佛教历史的专著。

　　法尊大师的观点是现代“放行说”的代表，但他所述的这段文字漏洞颇多：

　　其一，整个事件原委与正史记载有些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