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张冠李戴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信徒”这个名字渐渐不被人知晓,而将其歌词冠以“六世喇嘛情歌”的题目。之后,题目成了作品属性,就如同《道德经》与《老子》并存一样。
而那首原名是《六世喇嘛情歌》的歌词,却确实有仓央嘉措的身影,这首歌词将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诗歌整合在一起,并经过了删改和添加,形成了一首与原作基本无关的歌词。
第二次张冠李戴,则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误会上的有意行为。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体中较有影响的乐队的重新演绎,它将朱哲琴的两首歌——《信徒》与《六世喇嘛情歌》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诗歌,形成了一首新作,叫做《仓央嘉措情歌》。据说这种大杂烩的拼盘歌词,也曾经由某位年轻的活佛演唱过。
于是,“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成为了仓央嘉措诗歌中的一部分——虽然,仓央嘉措跟它没有任何著作权与署名权的关系。
其实,如果仔细地比照《信徒》与业已被学界认定的“仓央嘉措情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它们的文字风格完全不一致,《信徒》的修辞之复杂、意境之优美、文字之洗练,在“仓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儿影子。
真正的“仓央嘉措情歌”,最早出版于1930年,汉文版本的著作权为我国藏学藏语研究的前辈于道泉先生。这本书版本名号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书名《第六代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它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此后,有1932年刘家驹本、1939年曾缄本和刘希武本等。而且这几个版本间,也有互相影响的痕迹,再其后的版本,几乎都是以上版本的“润色本”。
而在这些版本中,从来就没出现过“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
但它的流传确实太广,让人以讹传讹,直至今天,可以预见的是,它还会误传下去。
一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仓央嘉措算不算一位诗人?
做这个判断,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他写过什么诗,写过多少首诗,而这些诗的质量如何。
目前学界认为他是写过诗的,但写了多少首,没法认定。
对仓央嘉措诗歌数量做了详细统计的,是我国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先生,他在《藏族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而上文提到的于道泉译本、刘家驹译本、曾缄译本和刘希武译本,在诗歌数目上根本无法统一,谁也说不清楚截至20世纪30年代,民间流传了多少首仓央嘉措诗歌。
而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数目,是汉译过程中人为划分的!
事实上,早期译者,比如于道泉,看到的似乎是一种可以连起来读的、有237句的“长诗”;他是根据对“长诗”在内容、意趣、风格上的评价,主观地将“长诗”腰斩,分成了若干“节”。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样的问题,于道泉分节的办法是不是合适,谁也不知道——我们可以更简洁地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知道就意味着不合适。
那么,仓央嘉措的诗有多少首,就不可能有任何人下结论,除非,找到于道泉汉译本的原本,或者,找到其他译者并与于道泉译本不同的原本,进行文本比较。
事实上,学者们针对暂时认定的“仓央嘉措情歌”,从内容、主旨、表达方法等方面,一直在进行着考证和剖析,目前基本的结论是:一、不排除其中混杂有民歌;二、不排除其中有为故意陷害仓央嘉措而伪造的“证据”;三、即使姑且认定为是仓央嘉措“原笔”的诗歌,由于传播过程的遗失、篡改、删加,其“原意”是否果真如我们所理解,也未可定论;四、即使我们统统将这些诗认为是“原笔”,其中的笔意矛盾,依然令学界疑窦重重。
这些疑点,简单地说,就是作品差异太大,不应该是同一人所写。曲高和寡的事情总会发生,如果直接引用学者“和尚骂秃驴”的结论,大多数读者恐怕难以接受——但是,学术的事情,不可以混水摸鱼,也绝不允许妥协——
你可以渲染,你可以夸张,你也可以迎合世俗,但是,事实不容忽视。
忽视,就是对事实的歪曲。
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仓央嘉措是一个怎么样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