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诗”在于道泉译本中列为第一首,后世大多译作都依于译本顺序,因此,通行本中它为首篇。萧蒂岩先生在此认为,对首篇的理解十分重要,正确解读“东山诗”才能“迎刃而解”地明白仓央嘉措原笔原意。
当然,萧蒂岩先生这样的解读,思路是否严谨、所据所言是否准确,则是另外的事了。比如,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首诗是仓央嘉措坐床后不久写的。不过,萧先生的这种思考角度是有价值的,它突破了20世纪初期对仓央嘉措的认识局限,将诗作置于他的生活环境、真实身份、心理情感状态等多重因素下考虑,是当代史学和文学应持有的公允态度。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仓央嘉措的诗歌实际上是在用文学的手法书写宗教内容,有的是歌颂佛教的美好,有的是劝导世人,有的则是记录自己的修行心得,他的诗歌从密宗角度出发,全能做出宗教上的解释。
这样的说法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前文所述的五世喇嘛所作赞美妙音天女的诗歌,如若不考虑宗教因素,与仓央嘉措诗歌的文字风格、手法又有多少区别呢?既然五世喇嘛所作是宗教诗歌,为什么仓央嘉措的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还有专家认为,《仓央嘉措情歌》原文的题目是“仓央嘉措古鲁”,而并非“仓央嘉措杂鲁”。在藏语里,“杂鲁”是有规范的,“杂”是名符其实的“情”;而“古鲁”的含义是“道歌”。
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有些疑问的,比如,“原文题目”,事实上于道泉得到的也仅仅是藏文手抄本,曾缄“网罗康藏文献……久而未获”,刘希武所依本更是神秘,从哪里看到的“原文”呢?即使有这本“原文”,“古鲁”的含义也确实为“道歌”,可仓央嘉措是受到《诗境》影响的,《诗境》传统产生了“年阿体”,形成了与“道歌”并列的诗学体系,推测起来,仓央嘉措应该受“年阿体”影响比较多,对“道歌”传统似乎并不在行。
当然,虽然有这许多疑问,“古鲁”与“杂鲁”之辨,也是仓央嘉措诗歌研究中较有价值的话题。
总之,如果抛开了仓央嘉措真实的历史身份,对他的诗歌的理解就会产生偏差,读者会理解为“情诗”,而翻译者也会以“情诗”的内容、笔法、基调来遣词成文。
在仓央嘉措研究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确实有必要以其宗教领袖的身份、从其深处政治旋涡的生活处境等处着眼,重新翻译仓央嘉措的诗作,使其既符合诗人的自身形象,又体现诗作应有的文学价值;既还原其诗的质朴风味,又有现代诗作的新意;既纠正旧译者造成的“情歌”误读,又展现出“古鲁”的本来面目。
8仓央嘉措诗歌重译的价值
在前文所述的若干问题中,我们通过对仓央嘉措早期汉译本的介绍、汉译本存在的问题、译作者在主观认识和诗文创作方面的倾向,以及藏民族文学的美学特征、诗学特点等多种角度,简要介绍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状况,而从这个基本状况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实际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的,前人译作虽多,但难免有缺憾。这些缺憾,需要仓央嘉措研究的一步步进展来弥补,至少,在我们不再将他当做浪子活佛的今天,对他的诗作应该有重新的译法。
这个重新的译法,首先应该是对其诗是否为“情诗”的重新认定,这个“情”,是“”之“情”,还是对宗教的赞美之“情”,抑或自己对人生、对生活有感而发之“情”?事实上,其原笔原意更多的是后两种。那么,在重译之时,所用汉语辞藻固然需要有美感、有丰富意象,但却不可“艳俗”。
当然,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类比的手法,因此,诗文中出现的涉及女性和世俗情感的词汇,在汉语翻译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困难。不过,如若不存主观倾向,不以“淫辞浪调”先入为主,而像是五世喇嘛诗作那般以歌颂、赞美为基调,则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汉文化圈里的诗论、技法非常丰沛,在世界上亦是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体系之一。可以说,诗学传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每一步文明进程,留给后人可资回忆的,往往不是鸿篇巨制,而是几句脍炙人口的诗歌。
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文艺理论逐渐被国人所知,现代诗的美学理念和技法给中国汉文化圈诗歌体系带来了一次不小的冲击,更有无数诗人投入于中国汉语言体系的现代诗实践中,二十多年来,诗歌流派纷至沓来,作品层出不穷,西方技法与汉语语言功能的融合,使中国诗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也是仓央嘉措诗歌需要重新汉译的重要背景。前人所译,以文人化倾向严重的古体诗和以于道泉本基础上的“润色本”为主体,两者都不能完全体现目前中国诗歌新的技法、理念与文化精神。尤其是于道泉译本中,多以四句为限,承转之间空间过小,所以读起来意向寥寥,无甚意味。而且,所有技法已是七八十年前的了,并不契合今人的欣赏需要。
但于道泉译本的主要精髓——即流畅、朴实的民歌风味,还是值得尊重与借鉴的,这也是重译的必要之处和困难之处。如何既保持仓央嘉措原笔的风味,又满足现代诗歌阅读欣赏水平,并将前述“情”之意完美地体现出来,本书中的新译者做了一次比较成功的试验。
本书中的诗作,是在译作者深入研究仓央嘉措生平、深入学习藏民族文学特点的基础上,对仓央嘉措诗歌的重新解读与书写。它纠正了前译本对仓央嘉措的认识偏颇,还原诗作的普世关怀和藏民族对宗教的虔诚、对生活的热情、对美的赞颂的奔放情怀,也避免了前译的“文人诗”堆砌辞藻、讲究形式、不看注释就不懂的“年阿体”弊端。同时,从现代审美视角、现代文艺理念、现代审美需求出发,运用了现代诗歌技法,使仓央嘉措诗歌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貌,并为其诗的重译开创了值得研究、继续发展的广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