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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1)（第2页）

　　但是因为在民间，这种观点确实比较流行，虽属无稽之谈，但有必要继续分析一下“五台山说”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第一，五台山隐居说，可信度非常低，低得简直可以不去考证。

　　民间的说法中，仓央嘉措“遁去”之后，游历到五台山，找了一个山洞避难。有一天，来了一位姑娘，送他一幅观音画像。他把像挂在壁上，开始念“安像咒”，这时姑娘忽然离地而起，冉冉走入像中。那幅像中的观音开口说道：“不必再念，我已到像中来了！”这时仓央嘉措才醒悟，原来那姑娘是观音的化身。因此，那幅画像被称为“说过话的像”，他修法的山洞被称为“观音洞”。

　　这种事儿足以让人相信吗？很好笑的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信，那就会联想出一件荒唐的事情——在藏传佛教中，喇嘛被视为观音菩萨转世，一个化身遇到另一个化身，竟然不认识，这是什么逻辑呢？

　　这座“观音洞”，现在山西五台山台怀镇南二里处的一个悬崖上，规模不大，有上、下两院，上院在山上，殿后有天然石洞两个。左洞相传是观音菩萨修行过的地方，右洞相传就是仓央嘉措住过的。而下院在山脚处，据说仓央嘉措也曾在这儿静坐修持过。

　　很显然，这是个民间传说。几乎所有有佛寺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故事，更何况五台山这样历史悠久的名胜之地。

　　说它可信度低，是从情理上推断：仓央嘉措不敢来、五台山不敢收。

　　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五次“巡幸五台山”，此地俨然是半个皇家寺庙基地，寺院管理一定非常严格。虽然清朝前期废除了度牒制度，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僧官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京师设僧录司，地方上从行省、道到县分三级设立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唯独湖南衡山县破格设省级的僧纲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僧务机构都是设置在寺院之内的。这就是说，地方寺院都有政府派来的官员。

　　那么，一个汉语讲得很可能不太灵光的僧人，跑到五台山这样的皇家宗教重地“挂单”六年，仓央嘉措怎么可能有这样大的胆子？藏在乡野之间尚且提心吊胆，难道他还敢跑到中原腹地、尤其是五台山这样显眼的地方？况且，谁也不知道康熙帝会不会再次“巡幸”，又有哪间寺庙敢收留外来僧人？

　　“五台山隐居说”更不可信的地方在于，它被“嫁接”到“遁去说”中，成为仓央嘉措四方云游的一段插曲。

　　第二，五台山囚禁说，可信度不高。至少，囚禁在五台山是不足信的。

　　首先，如果仓央嘉措被顺利押解到北京，并见到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做法很可能是规劝和教导一番，之后大张旗鼓地送他回西藏。如果秘密处决，或者羁留囚禁，西藏的局势稳定不住，会激起藏民的不满。康熙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点在介绍“阿拉善说”时还会详细分析。

　　其次，即使是对外宣称仓央嘉措已经死在青海，康熙也不大可能将他秘密囚禁在五台山。因为，至少在顺治皇帝派阿旺老藏（也就是康熙皇帝赐号的“清凉老人”）任“总理五台山番汉喇嘛”之前，五台山已经开始了汉、蒙、藏三族共建的局面，康熙时期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庙已经不少。

　　以藏传佛教对喇嘛的尊崇，康熙皇帝将仓央嘉措囚禁于此，岂不是故意激起民族矛盾、惹祸上身？即使仓央嘉措被迫隐匿身份，但这些寺庙的喇嘛们见到一个会说藏语的陌生僧人，难道不会生疑？

　　况且，如果此说成立，虽然清宫档案可以销毁记录，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至少应该存在两类野史材料：一、某大臣对康熙囚禁仓央嘉措事件的笔记；二、某个五台山喇嘛对仓央嘉措的回忆录。然而，即使这样的野史，现在也没有发现，更别提仓央嘉措用过的东西这样的物证了。

　　那么，牙含章先生提到的藏文《十三世喇嘛传》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有些学者的推测，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十三世喇嘛确实在五台山参观了一些寺庙，而当时的汉族地区已经流传出“五台山说”，或者，十三世喇嘛在参观的时候想起了仓央嘉措的命运多舛，不由得凭吊一番，这样，后人误传他参观的寺庙是仓央嘉措住过的，再之后便明目张胆地成为“五台山说”的直接证据了。

　　为什么十三世喇嘛会想起仓央嘉措、并感同身受般凭吊一番呢？这就要说到他当时的处境。

　　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清光绪二年（1876年）5月出生，20岁时亲政。

　　在19世纪70年代，毗邻西藏的中国外藩全部被纳入了英国势力范围。1884年，英国开始打西藏的主意，经过多次的试探后，1888年3月，英国终于动用了武力。十三世喇嘛虽然极力抗击侵略者，但得不到的清政府的支持，抗英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胞称这次的抗英战争为“土鼠年战争”。

　　1903年秋，在英国人荣赫鹏的带领下，英军第二次进军西藏，并于1904年8月占领了拉萨。在此之前，十三世喇嘛已经离开拉萨，想去北京求援。但清政府以“贻误兵机，擅离招地”为由，革去了他的喇嘛名号。无奈，他只能改道去蒙古，并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滞留到1906年；此后，又暂居青海塔尔寺一年多。他想回西藏，但驻藏大臣不许，他想去北京，又没有了名号，就这样，颠沛流离了三年，他才被允许进京觐见皇帝。

　　可当他1908年正月途径五台山的时候，清政府那边却没信儿了，他只好在五台山住了半年多。在此期间，德国、日本、美国、沙俄等国使臣和代表不断地来“看望”他，他难免担心这样的“外事活动”会遭到清政府进一步的怀疑和不满。此时的十三世喇嘛，真是内外交困，难免联想起同样命运多舛的仓央嘉措。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面临敌对势力的时候，都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一个是当时的“假”，一个是此时的“被革”；一个是当时被押解进京，一个是想进京却受到百般阻挠。此时的十三世喇嘛找间寺庙参观一下，如果恰好听到仓央嘉措“五台山说”的故事，虽然他是不相信的，但记录者笔下的附会之处，也是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无论是“五台山隐居说”，还是“五台山囚禁说”，几乎都无法成立。

　　此外，学界还有对“五台山囚禁说”的另外一种批评意见：藏文版《十三世喇嘛传》中确实有他朝拜六世喇嘛遗迹的活动记载，但此处文字仅仅说“六世喇嘛”，并没有明说是仓央嘉措，还是后来的益西嘉措。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益西嘉措后来被囚禁在五台山，后人混淆、讹传，流传出仓央嘉措的“五台山囚禁说”；甚至还有好事者要考证益西嘉措最后是否被囚禁在五台山。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牙含章引用这段文字的时候，明确点出了“仓央嘉措”的字样，分析一件不存在的事儿，根本就是无的放矢。

　　其次，这种观点不合情理和逻辑，简直就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