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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3)（第2页）

　　以上几点质疑便足够了，另有学者还从人物角度论证，认为这样一个创作强烈的诗人，却在此后四十年没有诗歌流传，这不符合逻辑；或者从民间心理角度论证，认为人们普遍恐惧、仇恨的和普遍爱戴、同情的这两种人死去之后，往往会有“没死”的传说出来。仓央嘉措也属于这类情况，这是民间不愿接受他死去的事实而产生的传言。实际上，这两种论证看起来有理，作为观点提一提是可以的，但用在学术研究上却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阿拉善说”是不是完全没有可信的价值呢？

　　并非如此。作为近年来仓央嘉措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它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从“阿拉善说”的始作俑者《仓央嘉措秘传》本身来考察，它虽然一直被归为野史，但却是记载仓央嘉措生平的最早文献之一。同时，其作者阿旺多尔济又自称是仓央嘉措的“卑末弟子”，书里面言之凿凿地写了些他与仓央嘉措交往的故事。

　　按书中记载，1706年仓央嘉措“遁去”后四处游历，到了1716年，他率16名僧人来到阿拉善旗，结识了阿旺多尔济一家，此时的阿旺多尔济才1岁。第二年，仓央嘉措与阿拉善多罗郡王的女儿道格公主去了趟北京，游览皇宫和雍和宫。1733年夏季，破土动工修昭化寺；1735年，仓央嘉措自筹一万两纹银，派阿旺多尔济去藏区随班禅学经；第二年，也就是清乾隆元年，仓央嘉措也从阿拉善迁居到青海湖摁尖勒，一住就是9年（正史记载，是1724年雍正命阿拉善民众迁居青海），先后担任了13座寺庙的堪布；这期间，阿旺多尔济学习了所有经文，先期返回阿拉善，很快，昭化寺建成，由仓央嘉措主持会；1745年，63岁的仓央嘉措从青海湖返回阿拉善，但不幸染病，最终于第二年病逝。

　　此后，他的肉身被移到昭化寺立塔供奉。1756年，阿拉善当地建造南寺，并将昭化寺全盘搬到那里；当然，仓央嘉措的肉身塔也移了过来。1760年，乾隆御赐南寺为广宗寺，授予镌有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寺名的乾隆御笔金匾，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亲自给它制定寺规，而阿旺多尔济就成为广宗寺的一位大活佛。

　　一个地处偏远、刚建成不久的寺庙，既没有什么显赫的历史传承，也没给国家做过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竟然得到皇帝御赐，这不太过匪夷所思了吗？而在此之前，七世喇嘛可是对阿旺多尔济恩宠有加，他们来往甚密，关系好得让人无法理解，六世班禅去北京为乾隆皇帝祝寿路过此地时，还曾为阿旺多尔济的死打抱不平。

　　阿旺多尔济是被当地郡王罗布藏道尔吉关进大牢迫害致死的。这个案件说起来是个不起眼的小事儿，甚至有些荒唐，况且两人还是亲戚，细究起来，阿旺多尔济和罗布藏道尔吉都是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后裔，他们的祖父一个是阿拉善旗第一代郡王和罗理，一是个和罗理的弟弟。可一个三等爵位的郡王真就砍了活佛的头，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仅此一例，而罗布藏道尔吉也很快就死掉了。后人有理由怀疑，阿旺多尔济之死必有特别重大的隐情，这个隐情是否与仓央嘉措有关呢？

　　同时，至少在几十年前，此地的“仓央嘉措肉身塔”还存在，并且据说还有很多仓央嘉措的遗物，当地也一直流传着仓央嘉措最终落脚阿拉善的故事。可惜的是，很多遗物、遗迹等实物证据，已经由于历史原因损失、销毁了，现在的广宗寺是1981年到1990年重建的，有趣的是，重建之后寺里立了一块《兜率广宗寺记》碑，上面直接就写上了仓央嘉措与广宗寺的渊源，看起来无论学界怎么争论，反正他们那里是认定了“阿拉善说”的。

　　总体来说，“阿拉善说”既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又有民间流传的故事；既有明确的活动地点，也有相应的物证（虽然现在所剩无几了），与其他身后行踪的说法相比，构成历史考证的因素可谓一应俱全。

　　那么，我们是否就能相信“阿拉善说”成立呢？

　　还不能这样说。

　　如果此说是历史的真相，无论它后面说的多么无懈可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阿拉善说”成立的基础，不是仓央嘉措云游到阿拉善之后有什么证据，而是他当初能不能跑出来、怎么跑出来的。没搞清楚他当初是不是有可能被“放行”，讨论后面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关于“阿拉善说”分析的关键问题，还是康熙皇帝训斥蒙古人、继而蒙古人“恳求”他快走、并且以病死为由了事，这样的记载到底有没有可信度？

　　如果这是可信的，又怎么解释此前康熙皇帝派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入藏，要求押解仓央嘉措入京呢？

　　“押解”记载在《清圣祖实录》和《起居注》中，是当然的正史，而“训斥”记载在个人的回忆录中，一般认为是野史。学界倾向于相信前者，便顺理成章地相信正史中记载的“病逝说”，那么后者的记载就完全是伪造的；民间多相信后者，那么，前者的记载就让人捉摸不透，甚至有人认为这经过了后世的篡改。

　　这两条“史料”是如此明显的矛盾，到底相信哪种？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有！那就是两者都相信。

　　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先是派人跟拉藏汗说，要押解仓央嘉措进京，此时的拉藏汗不肯，康熙皇帝知道后，对大臣们说，别看他现在不肯，过几天他就得主动把人给我送来。果然不出康熙所料，拉藏汗也许想通了，也许怕了，总之是真的要把仓央嘉措押送北京，但想不到的是在半路上，康熙皇帝又告诉拉藏汗：这人我不要了。

　　康熙皇帝这样做看似没有道理，但是，这是以我们常人的情理逻辑推断而来的，而政治家做决定，绝不可能依据情理逻辑，唯一的准则就是——利益。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西藏、青海和回部（清代对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的称呼）的政治局面，就可以理解当时清政府在西部边疆的利益所在了。

　　17世纪中叶，以五世喇嘛为代表的格鲁派集团向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求援，一举清除了妄图消灭格鲁派的三方联盟；这三方分别为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政权和康区的白利土司。此后，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结成联盟，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并受到了刚刚成立的清政府的册封。但事实上，西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和硕特蒙古手中，格鲁派是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