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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重译诗歌，重现仓央嘉措 (2)（第2页）

　　目前，于道泉先生译本，学界基本认定是“逐字逐句”的“直译”，它比较忠实于藏文原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风貌。那么，从这个前提出发，后来者的译本如若与于道泉译本有过大的差异；则可视为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个人感情、或受到了非文字方面的影响。

　　比如，刘希武先生的译本，我们认为文辞过“艳”，且不说内容上与于道泉译本的诸多差异，仅风格方面，于本民歌味道较浓，而刘本则显然是以“情”为先。

　　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造成了刘希武先生译本与于道泉译本的不同呢？

　　其一，刘希武先生的译本蓝本是藏英两文的、我们不得而知的“神秘”版本，或许，其英文本中字句本就“”成分过重，这是英文译者造成的问题。

　　其二，就算英文本中字句不那么大胆，刘希武在重译的过程中也是“大胆发挥”，这源于他对仓央嘉措是浪子活佛的主观认定。

　　其三，刘希武在翻译的过程中，受汉文化诗歌创作理论的影响也是比较多的，主要表现在典故和修辞手法的运用上。

　　比如，于道泉先生译本中的这一首诗：

　　虽软玉似的身儿已抱惯，却不能测知爱人心情的深浅。

　　只在地上画几个图形，天上的星度却已算准。

　　刘希武译本中却是这样的：

　　日规置地上，可以窥日昃，纤腰虽抱惯，深心不可测。

　　显然，“日规”出于刘希武先生的主观加工。

　　除了内容上的添加之外，刘希武译本最大的问题，是改变了仓央嘉措原诗的风味，比如他的译本：

　　1、得意中人，长与共朝夕，何如沧海中，探得连城璧。

　　2、獒犬纵狰狞，投食自亲近，独彼河东狮，愈亲愈忿忿。

　　诗中出现的“连城璧”、“河东狮”，明显是汉文化的典故，虽用典并不晦涩，但确实已经失去了流畅、自然的民歌风味了。

　　实际上，这是大多数译本共同存在的问题，即使是以于道泉译本为“蓝本”的“重译本”、“润色本”，也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比如曾缄先生译本，虽流传极广、评价极高、影响极大，但也融入了译者个人对诗歌艺术的理解。

　　曾缄（1892年～1968年），四川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黄侃先生的弟子。1929年，他受聘到当时的西康省临时参议会任秘书长，听说了仓央嘉措和他的诗歌，于是“网罗康藏文献，求所谓情歌者，久而未获”。

　　后来，他在朋友处见到了于道泉先生的译本，认为“于译敷以平话，余深病其不文”。也就是说，他觉得于译本文采不足，有点像是“大白话”，于是“广为七言，施以润色”。

　　客观地说，曾缄在古体诗词方面上的造诣是很不错的，除了传世的仓央嘉措诗歌曾译本，他还有《寸铁堪诗稿》、《寸铁堪词存》等作品。他认为于道泉译本“不文”，多半是以汉文化的诗词美学为标准衡量的，所以，他的“施以润色”，讲求了押韵、格律、用典以及意境等等，这样一来，也就将清新流畅的民歌风味改成了“文人诗”了。虽然曾缄译本文采熠熠，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多少也有些“矫枉过正”之嫌。

　　比如，曾缄译本的名篇：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此诗于道泉先生译本是这样的：

　　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

　　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